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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治学、政治哲学成为显学，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诸如自由主义、权威主义、贤人政治，等等，应运而生，这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权力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而对权力本身的思考，则成为哲学的题中之义。

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民族认同感、强化民族自信心。你去研究公羊学学，可以，那是你的自由。

这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第四次现代化受到严峻的挑战。从儒学史的角度看，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就分辨这个问题，孔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告诫，就是要从他的学生里面进行分别。全国范围内的国学热、企业家等努力从儒学中吸收营养，这都是自发产生的。在这个时候，是靠儒学的构思解决问题，还是在儒学与国家处境上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已经有了结构性的变化。现代儒家可以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采取批判态度，清醒的理性一定带有批判的精神。

一是他说女不如男，大学的女教授都不行。可是儒学的制度根本当然还是礼乐教化。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事实是，语言哲学家，比如塞尔，关注的是日常语言。

这样来理解的就是狭义的汉语哲学，所研究和处理的问题都相对专业亦即技术化。无论如何，范式确实导致科学家们以不同的样式看待他们研究-关涉的世界。在内部四通八达的大系统内，只要参数值作微小的变化，就会通过复杂的过程引起大变动，出现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形成不同的外表化语言。汉语的语法特征究竟是什么，这是今天依然尚未获得共识的难点，但词序对汉语结构的重要性则受到了洪堡的肯定。

因此之故，汉语是否适合于哲学思维的问题，以及更进一步的质疑，汉语思想中是否包含哲学的内容，即一般所谓关于世界、知识、理性、道德与审美以及语言等观念及其论证，就与现代汉语哲学并驾齐驱，直至今天依然还时而刺激人们的神经。同样，当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体系发生了重大的或根本的变化时，语言现象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总之，语言学的宗旨是研究语言的原则、形态、语言的社会境域和语言史，为此，它要利用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的各种方式和途径。（二）语言秩序与事物秩序 1.语言的构成性 语言学家也曾尝试从语言起源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或者相反，从这种关系的互动来探讨语言的起源。但当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着眼，以新的原则、理论、方法和实验仪器来看待、解释和处理常见的或已经观察到而无法解释的现象时，这现象就会向人们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并且还会展示更多先前被遮蔽的关系。——这个判断有利于将汉语解释为一个最接近普遍语法的原型语言，即变化依照最简单的原则进行，符合乔姆斯基所说的经济性。

塞尔在分析以言行事的现象时指出：一种语言的语义学被视为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并且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事实上，关于汉语哲学的思考，倘若不予以清楚地界定和自我约束，非常容易与民族主义等问题混淆起来。有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尽管框架的基本类型，如‘位移事件-框架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它们在不同的语言中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反之，倘若普遍语法能够被发现，那么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塞尔如下的观点：陈述以言行事行为规则的努力也可以被视为是对在言语行为的背后存在着构成规则这个假设的一种检验。其一，今天的人能够以与文本同时代的语言、这些语言当时的语义来理解、处理和阐释经典文献，当然还要悬搁所有自那个时代之后的知识。

虽然人的行为的理想规则可以被设计出来，就如微观经济学有关人的理性行为的描述一样，实际的人的行为却并非依循这些模式理想地发生。在语言哲学中，truth是指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事实，亦即句子的意义有其经验的根据。

如果能够揭明人类语言的起源，那么普遍语法就能够得到确切的验证。从国内哲学研究的现状和汉语哲学的进展来看，狭义的汉语哲学的研究相对而言要艰难一些，但是，它突出地体现了汉语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第二，同理，当代汉语哲学的研究者对汉语经典哲学和思想文献的理解决定了汉语传统思想之中是否有哲学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如果把汉语作为对照语言，差异可能就会更大。这显然与那些想把心智当作形而上学残留而予以消除的理论不同。就此而论，在这里我所关注和讨论的是如下两点：由语言秩序变化带来的对世界和事物、行为等秩序的理解和表达的变化，而这同样就意谓，不同的语言秩序造就了不同的世界和事物、行为的秩序。

2.事物秩序的构成性 当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秩序的科学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时，原理、概念和实验方式即行为方式都会发生根本转变，这是范式理论所揭示的事实，作为结果，世界和事物也对人们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这就承带，现象上千差万别的语言不仅在普遍语法上而且在具体语言上面都有共同的生物基础。

现行的汉语语法体系的基本规则主要是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那里借用过来的，虽然这一做法有其合适的理由，但是，如果承认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那么汉语语言相对于普遍语法的特定参数是什么？它们与普遍语法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关系，从而使得汉语形式的独特性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汉语形式的特殊性与传统汉语哲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前面所提到三种秩序的对应，都需要从这个新的视野重新思考，先前既有的研究也可以因此而整合起来。他强化洪堡原本基于其对汉语的认识而做出的判断，即中国人有一个显著的民族特性：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于是，在汉语哲学的视野之下，语言哲学的语义、语用和语境就都遭遇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语言际的交流和传达。相对来说，中国哲学这个词语具有明显的权宜之计的特征，它只是用一个地域的和政治的区域来粗略地指示一种在这个区域内发生的哲学活动，而这种哲学活动本身并不限于这个区域。

他在此之前提出的9项条件，也包含太多的心理因素，是从语句中分析出来的主观意向，而不限制在字面意义。印欧语系语言的系动词和形态就与一种特定的本体论直接相关，而这使得操这个语系语言的人群——主要是哲学和科学研究者——产生了关于事物及其秩序的特殊看法。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不是更严肃的话）表述这个问题就是，在道理上，始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在理解另一个人的语言（真理概念）的过程中所把握住的某种东西，是我们不可能传达给他的。从语言来研究人类认识和意识，这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途径，不过，汉语哲学则可以让人们发现人类认识和意识之中的新问题，以及先前为人所忽略的维度。

不过，与科学范式不同，汉语哲学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而并没有提供根本不同的原理、方法和理论。当我们考察汉语的发展时，汉语这种极早的分析性特征，是否为认识准备了有效的结构，而不是妨碍了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转变，必然也就带来对汉语表达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能力的看法。

——更高贵者应得的敬重的程度，是不会被弄错的。第三，自然语言的含混、不确定因而包含语义悖论，使得人们倾向于寻找一种意义理论或形式化语言来解释自然语言的语句的意义。

每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是由这个普遍语法生成和转换而成。下文我将分别来讨论这些问题。

因此，truth就是指一个句子的意义的真实的性质，它的准确的对译应是真实性或真性——尽管这个词语不是现成的。上述说法几乎是近两百年前洪堡和黑格尔观点的翻版，只是这种观点的推出太过随意，而非认真研究的结论。此后，最终为了完成对被称呼者假意的卑躬屈膝和把别人抬举到自己之上这种荒唐事，被称呼者的地位品级的抽象概念（诸如仁慈尊贵高贵宽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取代人格而被使用。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句子只是在具体因而复杂的文化结构中才能够获得切实的意义，除非经过纯化，否则即便使用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关联中，意义也会大有差别，更不用说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了。

汉语哲学的方法论视角令人认识到：汉语哲学主要关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等理论哲学的问题以及语言科学与脑科学等问题，而与实践哲学领域无多大干系。它的地位就和其他派生客体（例如押韵的对偶句）相仿，它们都是由人所获得的知识中包含的内在语法决定的。

比如，启蒙这一概念对把握现代社会极其重要，亦是一个政治和思想的常用词，但是关于这个词语的理解在不同的语言中却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正确的理论应该反映这些特点，因为我们必须处理以下基本事实：各种语言表面看来大不相同，然而必然有共同的潜在结构，而且必然能在简单的事实材料基础上区分语言，否则就无法学会，而实际上语言都学得会。

因此，在塞尔看来，‘什么是意义？‘语言怎样与实在相关联？‘以言行事的行为的性质是什么？这三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关于心灵如何对声音和符号赋予意向性，由此而对它们赋予意义，并因此将它们与实在相关联。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普遍语法应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论：一方面是有关所谓核心语法（core grammar）的理论。